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非常之路，成非常之業，進而對社會發展起著新的促進作用。盛宣懷不僅是中國近代輪、電、礦、路四大產業的創辦者，也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作為官僚買辦，他在天津為官20多年，對天津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成就，他在天津創辦了中國近代的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天津大學)，開創了中國高等教育之先河，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電信企業—天津電報局，開創了中國電信的新紀元。
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一字幼勖，號次沂，又號補樓別號愚齋，晚號止叟。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今常州市)人。生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生長在封建官吏、地主家庭。祖父盛隆嘉慶庚午 (1810年)舉人，曾任浙江海寧州知州。父親盛康，道光甲辰(1844年)進士，侍郎銜，1860年前后以布政使銜任湖北鹽法武昌道。盛康注重經世致用之學，輯有《皇朝經世文續編》一書。
盛宣懷
盛宣懷在童年時，時而隨在父親的官邸，時而回常州盛氏府第讀孔孟經書。在接受封建教育的同時，又受其父經世致用思想影響，比較注意社會實際問題。1866年應試中秀才。后鄉試兩次不第，遂絕意科舉。1870年經人推薦為湖廣總督李鴻章的幕僚。李鴻章早就與盛康關系深厚，對盛宣懷頗為器重和賞識，委派為行營文案兼充營務處會辦，隨侍李鴻章左右。由于賣力地工作，深得李鴻章的信任，受到提拔。從軍逾年，即被薦升知府，道員銜，并獲得花翎二品頂戴的榮譽。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盛宣懷隨李赴津，追隨李鴻章經辦以發展資本主義近代工商業為中心內容的洋務事業，成為李鴻章的左右手，歷任重要職務。1873年任輪船招商局會辦，1880年任電報局總辦，1892年任津海關道，1893年籌辦華盛紡織總廠。由于辦理洋務有方，1896年接受張之洞邀請接辦漢陽煉鐵廠，兼籌辦蘆漢鐵路。是年10月20日，經張之洞與直隸總督王文韶會奏諭準盛宣懷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該公司在上海成立)。1897年5月，盛宣懷又在上海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官辦新式銀行——中國通商銀行。1898年開辦萍鄉煤礦，后成為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盛宣懷在辦理洋務事業中節節取勝，由四品銜升為一品銜，先后被清廷授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官職，稍后又獲太子太保銜。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升任商務大臣，1911年又任“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張之洞、王文韶稱贊他通曉“官法”、“商業”和“洋務”。在洋務派集團掌握的輪、電、煤、紡四大企業中，盛宣懷直接掌管三大企業，被稱為清末洋務派中最大的官僚資本家。他所經辦的輪、電、礦、路、紡等興國之“大事”，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其經濟主張與實踐順應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
盛宣懷一只手抓經濟，另一只手抓教育，他說：“得人尤為辦事之先務”。論及盛宣懷的業績，唐文治曾給予過深刻的評價：“當世論公（盛宣懷）政績者，曰輪船、鐵路郵電，而公實以學校作根砥”。盛宣懷創建北洋大學，絕非偶然之舉。他長期從事洋務實業，始終感到培養高級人才和興辦新式教育是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他在辦實業時提出：“實業與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強”。他指出：“日本維新以來，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不特陸軍海軍將弁皆取材于學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諸員，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槍炮開礦造路諸工，亦皆取材于機器工程科地學化學科矣。僅十余年，燦然大備”。他說:“中國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選將才于儔人廣眾之中，拔使才于詩文帖括之內。至于制造工藝皆取才于不通文理不解測算之匠徒，而欲與各國縶長較短，斷乎不能”。他提出:“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伏查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擬請設立頭等學堂二等學堂各一所以資造就人才”。把教育視為興國之本。
甲午戰爭以后，他認為欲圖自強，應當以培養人才、設立學堂為先。他以興辦學堂為己任，盛宣懷自1892年任津海關道，即著手研究興辦新式學堂。他與當時在天津自辦中西書院的美國人丁家立來往頗密，多有接觸，研討辦學之事。后秉承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意旨，和丁家立籌辦一所新式學堂，經細致的研究將辦學章則、辦法、實施計劃草擬完成。甲午戰敗后，“興學強國”成為朝野共識，盛宣懷隨之將《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修改后，于1895年9月19日(清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稟請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經光緒皇帝批準，1895年10月，中國新型模式的大學——北洋大學堂在天津創辦，盛宣懷出任首任督辦（校長）。
建設大學，校舍土木工程浩繁，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為了能夠在短期內將北洋大學堂開辦起來，盛宣懷想盡了辦法。天津海河西岸原有博文書院舊址，該書院因經費緊張未能開辦，致使將建成的校舍抵押給銀行，校舍空閑了七八年。盛宣懷集資從銀行贖回校舍，利用博文書院原校舍開辦北洋大學堂。
盛宣懷為了籌措學堂開辦經費煞費苦心，想盡辦法。北洋大學堂是清政府批準建立的一所國立新式大學，經費本應由國家直接撥款。但是從鴉片戰爭開始， 清王朝對外簽定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數額巨大，使人民負擔沉重，國庫極為拮據。盛宣懷憑借其職權及其辦理洋務的條件，從他所掌管的財政稅收及電政收入中每年提取捐銀五萬二千兩作為學堂經費。如此巨款，不是盛宣懷這樣的洋務派實力人物根本無法解決。
盛宣懷十分重視教師的選聘和學生的招收，“頭等學堂，以選延教習挑取學生兩大端最為緊要。總教習不得稍有寬徇致負委任。”為此，他聘請美國學者丁家立擔任學堂總教習。并不惜重金聘請洋人教習（教師），每年每名洋教習薪水銀高達2400兩。他本著寧缺勿濫的原則，嚴格挑選學生。1895年首次招生，僅香港考生報名應試者就多達一千余人，僅錄取了十余名。嚴格選聘教師和嚴格挑選學生，確保了北洋大學堂的教育質量。
在課程設置上， 盛宣懷堅持以西方先進大學為標準，頭等學堂分為工程、礦冶、機械和法律四學科，開設的課程分為基礎課和專門課兩大類。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科用書、教學方法等方面均引 進西方教育模式，以美國著名大學為藍本，從而確保了學生培養的質量與美國著名大學處于同一水平。當時的北洋大學堂畢業生進入美國著名大學的研究院深造，全部免試。
盛宣懷在北洋大學堂創辦之初就訂立了規章制度，嚴格管理。他借鑒以往洋務教育的教訓，制定了兩條規則:一是不許躐等。他說，中國過去學西方的學生成績不顯著的原因之一就是“學無次序，淺嘗輒止”，本大學堂的學員必須做到循序而進，“不容紊亂”。必須堅持完成學業計劃，不許中途他騖。二是學習專門科學技術，語言文字不過是工具。因此當有人提出將第一批60名學生分別改學法、德、日三國文字時， 盛宣懷則斷然拒絕。他認為這種做法是“為小失大，弊莫甚焉！”并指出，大學堂各專門學科的人才，“以后每年每類僅得數名，正恐不敷派用，時勢需才如此之急，詎可一誤再誤！鐵路學生同習英文尚不肯假借，以損大學，況改習他國文字便須另聘他國教習。此堂壤廢，即在目前，為天下笑!”實踐證明盛宣懷的決定是正確的。在那時，只有像盛宣懷這類有豐富洋務經驗的實踐家，才能有了解西方的眼界和創辦西式大學的魄力，也才能對于新式教育有如此高的認識水平。
1896年盛宣懷又在上海籌建南洋公學，即今日交通大學的前身。
這兩所大學堂先后建立，是我國近代最早的高等學校。天津北洋大學堂建立頭等學堂、二等學堂，南洋公學建立下院、中院、上院，對于中國新式系統學制的建立起到開拓作用，也確立了他中國高等教育開創者的歷史地位，被后人尊稱為“中國高等教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