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斗在“一二·九運動”

時期的北洋學子

□  牛寶印 劉天民 張善臻 馮有申 朱光天 任濤陳志遠 宋群 袁心湖 徐達本

編者按：“愛國奉獻”是北洋大學師生的傳統。北洋學生高度的愛國熱忱在中國青年學生運動史上有著光輝的一筆。五四運動的骨干人物、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張太雷就是北洋大學法科學生。北洋大學學生繼承了五四運動的革命傳統，中國共產黨在北洋大學一直堅持著革命活動。1931至1936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許多與民族興亡相關的重大事件，在中華民族危難關頭，北洋師生挺身而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投入到為國家和人民謀解放的艱苦卓絕的斗爭中。本文的10位作者當年多是北洋大學的學生和黨員，時隔40多年后的1984年，他們把自己所經歷的“一二·九”時期發生的故事告訴大家，希望世代北洋校友了解這段歷史，記住學長們可歌可泣的愛國事跡，學習傳承他們的愛國精神。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學生數千人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游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掀起全國抗日救國新高潮，史稱“一二·九”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曾在北洋大學師生中掀起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興起，北洋大學學生是平津學生運動的主要力量之一，校內地下黨員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隊員，在黨的指引下堅定地團結校內師生員工，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入城市和農村開展抗日宣傳活動。“七·七”事變爆發后，北洋大學許多同學走上抗日戰場，投入到武裝斗爭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中，在不同的崗位上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貢獻了力量。

“九·一八”事變

北洋師生掀起反日浪潮

“九·一八”事變時，北洋大學有學生500多人。他們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剝削，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他們努力學習，懷著將來做出一番事業、救國救民的抱負。但1931年秋“九·一八”事變爆發，北洋大學師生們對日軍的入侵和蔣介石政府的賣國行為極為憤怒。機械系老教授、教務長兼代理北洋工學院院長王季緒率先行動，通電全國呼吁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并毅然絕食。消息傳出，天津和全國各大報紙都發表了消息或社論，各界愛國人士紛紛函電表示支持。王教授的義舉轟動了全國，但政府卻毫無反響。同學們群情激憤，各班紛紛組織抗日救國委員會。學生自治會根據同學們要求，召開全體師生大會，通過了赴南京請愿的決議。

1930年代抗日救亡重要場所北洋工學院

1931年11月7日晨，同學們集合在操場上準備出發。金仲文教授認為請愿不會有結果，勸同學不要去請愿，但沒有說服大家。在這種情況下，金教授決定隨同學們共赴南京。請愿的隊伍奔赴天津北站，得到了兼任北寧鐵路局副局長張潤田教授（當時也是北洋工學院土木系主任）的熱心幫助。后來張潤田教授因抗日被逮捕，光榮殉國。

南下的隊伍一路上幾度受到國民黨地方當局的阻撓，經過許多斗爭，終于到達南京。蔣介石被迫在南京國民黨中央禮堂接見了同學們。他在所謂“訓話”中說：“對于國家大事，政府自有辦法，同學們不要管，大家要回校讀書。”他用“讀書救國論”來掩蓋投降賣國的可恥行徑，引起了同學們的極大不滿。同學們要求上街游行宣講，以喚起民眾，遭到國民黨當局極力阻撓，大家只能懷著失望、抑郁和憤慨的心情，被逼登上了北返的火車。

從南京回來，北洋學子積極組織進步團體，閱讀進步報刊和社會科學書籍，探索挽救國家危亡和爭取民族解放的道路。1932 年，北洋大學進步團體有了發展，如:“荒火社”“世界語學習班”“新文字學習班”“演說辯論會”等。這些團體都是以進步同學為骨干，傳播進步思想、聯絡同學、積蓄和擴大進步力量。“九·一八”事變后,北洋同學還以開展宣傳進行募捐和勞軍等形式，支持馬占山抗日武裝斗爭,支援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支援廿九軍的喜峰口抗戰，支援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的察北抗戰。同時，還以各種形式進行宣傳活動，抵制日貨，開展反對日軍武裝走私的斗爭。

這個時期，北洋有了新興社會主義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的組織和活動，成員趙庭良、趙仲池、郭佩珊、張祖舜等人，成了進步力量活動的核心。在抗日救亡活動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在北洋大學發展了一批黨員，1933年被吸收入黨的有趙庭良、郭佩珊、孫亞藩（陳池）、魏海（魏達展）、張祖舜等。北洋大學的學生自治會恢復了活動，領導成員大部分是同學中的積極分子。1933年秋，自治會領導了反對學校當局取消貸書制的斗爭。

“九·一八”事變后，日寇步步進逼，蔣介石政府步步退讓，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日軍增兵華北，策劃所謂“華北五省自治”。值此嚴重關頭，中國共產黨于1935年8月1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提出團結一致，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號召。11月11日，平津10個學校的學生自治會聯合發表了《為抗日救國爭取自由的宣言》，預示著新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即將到來。

“一二·九”運動

北洋同學沖鋒在前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國大游行。消息傳到北洋大學，學生自治會立即研究響應北平同學的行動，派人到北平和天津各院校聯系。接著，北平同學又舉行了規模更大的“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天津地下黨到各大中學進行聯絡和組織，共同議定于12月18日天津各校舉行示威大游行，以響應推動北平“一二·九”運動。游行的主要口號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等。

 北洋大學學生參加天津“一二·九”運動

12月18日清晨，北洋同學300多人來到小王莊附近，同法商學院隊伍匯合后，一起來到黃緯路和河北工學院，并同河北女師學院、河北第一師范、扶輪中學、覺民中學等校的學生隊伍，匯成了河北區的游行大軍，沿大經路向金鋼橋進發，準備通過金鋼橋和由南開大學、南開中學、中西女中、三八女中、匯文中學等組成的南路游行隊伍匯合，進入市中心進行游行示威。

 天津學生“一二·一八”運動聲援北平學生

天津大中學生南北兩路游行隊伍到了金鋼橋，受到了軍警的阻攔。為了突破封鎖，橋南橋北的游行隊伍奮力沖擊。北洋同學在北路隊伍的前面，一方面奮不顧身地向守軍沖擊，一方面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宣傳抗日救亡道理。他們的愛國行為終于感染了守橋部隊，士兵把槍豎起來緊緊地抱在懷里，讓出了一條通道，南北兩路游行大軍在橋上會合后一齊奔向市區。游行隊伍吸引了很多市民和店員，在官銀號、大胡同的街道兩旁，樓上樓下站滿了人。有時游行隊伍停下來，向群眾作宣傳。隊伍經過北馬路、穿過老城，轉向西馬路，沿途很多市民、店員、工人在兩旁加入游行隊伍一起前行。隊伍最后在南開中學集合，同學們自發召開了大會，大會通過了宣言和建立天津學聯的提案，選出了法商學院、南開大學、北洋大學的代表為“學聯”常委，并通過了立即去市政府請愿的倡議。

 天津學生“一二·一八”運動游行示威隊伍

“一二·一八”運動中天津街道的景象

會后，游行隊伍高呼口號，唱著救亡歌曲，向著市政府進發。到了市政府，市長肖振瀛避而不見，由秘書代為接過請愿書。同學們回校時已是下午3點。

2月24日，天津學聯正式成立。不久，平津學聯也宣告成立。從此，北平、天津兩地的學生運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聲威益震，在全國有很大影響。1935年“一二·九”前后，黨組織又專門指派了一部分黨員到天津發動學生開展抗日愛國斗爭。天津的“一二·一八”運動是北京“一二九”運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36年，天津黨組織正式恢復，在白色恐怖下，在群眾中發揮了很好的核心領導作用。

參加平津學生南下團

點燃農村抗日火種

平津學生反日游行大示威震驚中外。民國黨對學生運動實行了鎮壓，還提前放假以渙散學生隊伍。共產黨的對策是組織平津學生深入農村，擴大宣傳，由北平同學們組成3個團，天津同學組成第四團，約定1936年1月初分別從平津出發，最后在河北省固安縣匯合。

北洋大學南下宣講團在河北固安

北洋學生會召開了全體學生動員大會，得到了同學們的熱烈響應，決定在校同學一律參加，人數約250人左右，按年級編隊組成4個大隊，于1月1日早晨出發。這一行動被天津當局得知，他們派了大批軍警封鎖了市區內的學校，致使絕大多數學校的同學未能出行。北洋大學離市區中心較遠，當時來的軍警只把住學校大門和北運河大橋，同學們機智地從宿舍后門走出，越過結了冰的北運河，向西北方向進發，行進的路線是武清縣、安次縣、永清縣和固安縣。他們在行進中對沿途村莊的農民進行宣傳，為群眾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農民的歡迎。

大隊到了皇后店，召開了群眾大會，群眾情緒激昂，連警察都表示同情；隊伍向安次進發，安次縣長開始拒絕大隊入城，經據理力爭，終于允許進城，學生們在安次城郊作了抗日宣傳。之后，大隊過永清縣境，于7日到達固安縣，和從北平來的同學們匯合在一起。

一個星期的農村宣傳游行，是對全體同學的嚴峻考驗。當時正是數九寒天，千里冰封，狂風怒吼，同學們步行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沒有后勤支援，不僅白天吃不到飯，連熱水也喝不上。晚上擠在破廟里或學校教室里的干草鋪上睡覺，大家硬是挺了下來。

平津同學同時來到了固安，固安縣長嚇壞了，他緊緊地關上城門，如臨大敵。大家只好在城關活動。學生南下團在固安停留3天后，決定繼續南下。北洋學生南下宣傳原計劃到固安縣為止，大隊人馬繼續南下有許多實際困難，經過討論，最后決定派張多疆（丁仲文）、陳志遠、林心賢、孫景芳、劉訥、馮有申、于奇（于大章）、馬克昌、高不危等10人隨北平同學繼續南下，其余同學由固安經廊坊返校。返校同學1月12日回到了學校。

南下大隊經霸縣到保定，順利進城，學生隊伍整隊沿街游行，走遍了大街小巷，最后集中在河北省政府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反動冀察政委會”等口號，開展了宣傳活動。

1月22日，軍警包圍了南下同學住地，同學們連夜開會商討對策，大家認為，先進青年應建立一個統一的革命組織，北洋學生張多疆提議建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當場獲得一致同意。23日拂曉，同學們被軍警押上鐵罐貨車。大家席地而坐，無水無飯，既凍且餓，形同囚犯。汽車運行了11個小時，早晨5點上車，下午4點才到北京。到京后，平津南下宣傳團召開了各團代表會議，通過了在保定的創議，“民先”正式誕生了。

北洋學生提出的“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

1936年2月，北洋大學的20多個青年學生宣告了北洋大學民族革命先鋒隊(簡稱民先)的誕生。大家充滿豪情斗志，高唱國際歌，在共同的政治目標下團結得更加緊密，除南下宣傳去過保定的同學外，還有徐瑞恩、付景洪、朱樹榮、劉瑩、王從善、曲圭善(曲介甫)、張沛（童銑）、鄒高清（袁心湖）、錢萬生（宗群）、牛寶印、孫洞等參加。“民先”建立后，領導學生會出版了《北洋學生》和《民眾周報》。

北洋學子參加天津

“五·二八”抗日示威大游行

針對日軍暴行，天津學聯討論組織天津學生和愛國群眾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問題，北洋大學徐瑞恩參加。會議決定于1936年5月30日舉行抗日游行示威。為防止漢奸、親日派和反動軍警的破壞，天津學聯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游行示威提前于5月28日舉行。

1936年5月28日，北洋大學以“民先”隊員組成了糾察隊和先鋒隊。參加游行示威的隊伍以打鈴為號，鈴聲一響，立即集合。他們沖出校門和北運河橋。途中，聯絡員送信說：“北路隊伍已經到金鋼橋，橋上站滿了軍警，過不去，請求北洋同學去支援。”北洋同學聞訊，即刻跑步前進。同學們一口氣沖到了大經路，橋北的隊伍見到北洋同學來了齊聲歡呼。大家立即向守橋的保安隊高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你們不痛恨日本鬼子嗎”，守橋的是張自忠的部隊，同學們稱贊他們喜峰口抗戰的戰功。保安隊戰士的愛國心和同學們共鳴了，不少人眼里含著淚，低頭不語。這時南路游行隊伍到了金鋼橋南，封鎖線遂告瓦解。南北兩路大軍在橋上匯合，向東馬路前進。

在官銀號，示威學生舉行了市民大會。北洋的同學登上世界書局的二樓發表演說。接著，游行隊伍繼續前進，到東馬路東口時，清楚地看到日租界的日軍荷搶實彈、警戒森嚴。為了顯示群眾的力量，北洋的同學登上電車頂，向涌上街頭的群眾做慷慨激昂的演講。旅行隊伍為了避免無謂的損失，通過老城東門進入老城里，最后到達南開中學操場集合。通過團結抗日的宣言后，學聯宣布游行示威勝利結束。這次整個游行示威活動中，軍警采取兩側隨行，未加阻撓。

到農村開展“義教”

宣傳抗日救亡道理

1936年暑假前，北洋學子徐瑞恩等“民先”隊員踴躍參加了天津學聯組織的暑期義教促進會。張多疆、于奇、劉訥、傅景洪、林心賢、王從喜、陳垚德、張沛、曲圭田、孫景芳、黃習知（黃沙）等同學來到天津南郊王蘭莊，開展教學、宣傳、匯演等活動。教育對象包括成年、青年和兒童，內容是識字、唱歌、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受到農民的歡迎。

北洋學生義教時與王蘭莊農民子弟合影

地下黨員在參加“義教”活動的同學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們積極熱情地關心同學，帶頭過農村的艱苦生活，相互激勵，在困難中鍛煉自己的革命意志，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義教開始時，農民對“洋學生”不了解，互相有隔閡。同學們從關心農民的疾苦下功夫，聯系農民的生活實際進行宣傳教育，農民及其子女逐漸愿意和同學們接觸了。特別是在青年農民中涌現出一些積極分子。當時王蘭莊的農民絕大部分是佃戶，地瘠租重，生活困難。國民黨保安隊經常到村里敲詐勒索，日寇駐軍經常到天津市郊軍事演習，日本浪人也來此搗亂，王蘭莊農民很憤怒。同學們通過與農民中的積極分子談話，啟發他們組織起來，以保衛自己的切身利益和防范日寇的蹂躪。后得知，“七七”事變爆發前，王蘭莊成立了農民救國會，建立了津郊第一個農村黨支部。

天津王蘭莊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紀念館

2003年，王蘭莊創辦了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紀念館，占地5000平方米，是全國唯一的“一二·九”運動紀念館。紀念館分紀念廣場和室內館兩部分，布展由照片、報刊資料、老同志回憶文章和音像資料等組成，比較真實地再現了當年進步學生在農村開展義務教育，進行抗日救亡宣傳，發展革命力量的歷史。

天津學生抗日救亡義教點舊址紀念碑

創建中共黨支部

領導學運深入開展

1936年8月暑假結束前，校方宣布開除處分了一批同學，國民黨還在同學中發展CC、復興社等反動組織。

在這種白色恐怖下，北洋大學地下黨支部成立了。張多疆、張沛、傅景洪、陳垚德、徐瑞恩、王從善、朱樹榮（于奇）等同學都是支部成員。“民先”也有發展，到“七七”事變前，已發展到近60人，占在校學生約六分之一。

黨支部分析了當前的工作困難，總結了經驗教訓。被開除的同學經中共天津地下市委同意，分別轉到了太原和四川。在這種情況下，黨支部工作將主要力量放在了團結同學，把北洋學運引向深入方面。黨支部組織同學們閱讀進步書刊；邀請南開大學等外校的同學來校作抗日救亡報告；加強了辦《民眾周報》刊物的力量，到1937年上半年共辦10多期。天津學聯和“民先”組織了規模較大的深入楊村等地農村的反日宣傳活動，在市區散發抗日宣傳品、張貼傳單等；進一步加強了“新聲”歌詠活動，通俗劇團經常到近郊對農民演出街頭劇。綏遠百靈廟大捷，北洋同學參加了天津慰問綏遠抗日將士募捐和演出活動；西安事變爆發，學生會派王從善、錢萬生參加了華北學生向民國黨三中全會獻旗請愿團。

1937年上半年，北洋同學參加了廿九軍天津駐軍的軍事演習得到了鍛煉，也取得了向官兵進行抗日宣傳的效果。當年暑假，北洋大學“民先”隊員馬克昌、于奇、孫洞、任學敏等在學校附近的柳灘舉辦農民夜校，除向工農群眾宣傳抗日外，還對當地駐軍廿九軍的一個團官兵進行宣傳工作，直到 1937年7月底天津失守。這個團在保衛天津東局子飛機場、抗擊日軍進攻的戰斗中非常英勇。“七七事變”后，一部分師生西遷陜西繼續辦學，一部分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戰場。

“一二九”運動在我國青年運動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標志著，在黨的領導下，青年運動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日益成熟。它為黨培養出了大批干部；推動了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發展。它的功績永遠不能磨滅。

（作者介紹：牛寶印：“一二·九”時期北洋大學學生，黨員。劉天民：“一二·九”時期北洋大學學生，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郵電部標準研究所任職。張善臻：“一二·九”時期北洋大學學生，黨員。馮有申：“一二·九”時期北洋大學學生，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西北郵電管理局總工程師。朱光天：“一二·九”時期北洋大學學生，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河南省煤炭廳副廳長，顧問。任濤：“一二·九”時期北洋大學學生，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后在化工部情報研究所任職。陳志遠：“一二·九”時期北洋大學學生，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后任北京電力科學院黨委書記。宋群：“一二·九”時期學生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后任中央民族學院黨委副書記。袁心湖：“一二·九”時期北洋大學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后在中共中央調查部工作。徐達本：“一二·九”時期北洋大學學生，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后曾任鐵道部鄭州鐵路管理局局長。）

（李丹編撰  本文主要資料源自《“一二·九”運動在天津》一書“北洋大學學生戰斗在一二九運動中”一文，圖片來自天大檔案館和網絡）

（本版刊登于2021年3月30日《天津大學報》第2版 責任編輯 李丹 學生編輯 張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