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日期:2021-07-06
本站訊(離退休工作處供稿)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教育部離退休干部局面向部直屬系統老同志開展了“與黨同呼吸、共命運”文章視頻征集活動,部機關、75所直屬高校、6家直屬單位的1300余位老同志參與。精選了100篇文章,結集《心路——教育部直屬系統老同志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文集》一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校離休干部劉振昌老同志的回憶文章《戎馬倥傯康保情》入選文集。
從1957年到今天,我離開康保(河北省西北部的一個縣)已經64個年頭了。60多年來,我無時不在懷念康保的山山水水和藍天草原,懷念康保的鄉親和在康保的戰斗生活。今年是建黨100周年,在偉大的黨的領導下,在康保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康保的工業有了飛速發展,農村經濟繁榮興旺,城鄉人民生活明顯提高,我非常欣喜激動,當年在康保的戰斗歲月也浮現在眼前。
康保剿匪
1945年,我被派到康保縣工作。1946年秋天,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進攻我解放區,康保縣的土匪也更加猖獗起來,情況十分緊張。這些土匪為首的都是當地的反動大地主及日偽人員,大鄉鄉長、保甲長、警備大隊等,對共產黨有著刻骨的仇恨。他們四處活動,擾亂人心,殺害村干部,破壞我基層組織,無惡不作,妄圖待國民黨反動派卷土重來時混個一官半職。
根據當時的情況,縣委決定,由當時的二區(三義公司)、三區(土城子)、八區(道尹地村)三個區的人員組成一個剿匪武工隊,打擊土匪的囂張氣焰。縣委指派宣傳部長靳克東同志領導三個區的剿匪斗爭,隨他一同來的還有縣委組織部干事張繼昌同志,縣青會主任高翔同志,縣公安局股長王志華同志。
九月下旬的一天,我們早早就出發了,在一個土匪經常出沒的山上隱蔽起來。當時土匪多,活動也很頻繁,我們常用這種辦法打擊他們。果然,等了不一會兒,三十來個土匪騎著馬,慢悠悠地順著山溝來了。等他們到了跟前,我們就開了槍,“啪、啪、啪”一陣排子槍把這伙毫無準備的土匪打懵了。他們弄不清虛實,也沒抵抗,騎馬就跑。一部分沖過了我們的火力攔擊,沿著山溝拼命向前竄,另一部分沒沖過去,就調頭往回跑。靳部長當即下令:“快,分兩部分沖他們”,我當時負責帶領二區的武工隊,聽到命令,帶著人就朝山下沖。沒想到沒跑多遠我的馬突然失蹄,把我狠狠地摔在地上,頓時動不得了。戰士趕上來問:“怎么樣,孫主任(當時都稱我們區上的干部為主任,我化名叫孫榮)?”我被摔得心里發急,又眼看上鉤的魚要跑掉,便扯著嗓子嚷:“別管我了!快追!”
由于這伙土匪沒戀戰,跑得快,所以大部分漏網了,只在閣連村抓住了一個土匪。我立即趕到了這個村子。把捉住的那個土匪帶上來一審,才知道他是二區有名的大土匪頭子、地主惡霸賈生貴的弟弟。那小子跪在地下苦苦哀求。當時我渾身像被摔散了架,疼痛難忍,一聽他是賈生貴的弟弟,火一下上了腦瓜門,絲毫也沒客氣,就叫人把他拉出去斃了。
康保戰役
1947年1月,我參加了攻打康保的戰斗。戰斗前夕,我們正在赤城整頓,突然接到緊急出發的命令。當時,我們的戰馬正在十里之外釘掌,接到命令后,趕緊把馬弄回來,當天下午四點多鐘就出發了,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的中午,到達沽源縣的一個村子里,在這里匆匆地吃了飯。我們二三十人分散在老鄉家里,吃的是筱面“苦累”(筱面在鍋中攪拌后制成的面食),餐具不足就拿帽子當碗,快吃、快走、不休息。中途還遇到被迫給敵人送東西的大車。趕大車的群眾一看這么多的軍隊,心情振奮,主動要把東西給我們。我們沒要,動員他們回去了。傍晚時分,我們到達康保的同墾區(村),立即發動群眾準備擔架,這時戰士們才知道是攻打康保。當時我們的兵力是察北分區的3個騎兵團和各縣的游擊大隊,共8個團。我們五團的任務是打援、破壞交通通信和戰后接收處理俘虜。我們住在康保東關的青龍村,夜里接到命令,指示我們去打東關,走到半路又撤回青龍村,一直到天亮不見動靜。派人去看,才知道其他兄弟部隊早撤走了。
這次康保未打下來,主要原因是敵人有了增援。但從我方找原因,原定力量最強的一團擔負主攻任務,后臨時改成了二團,有些倉促、準備不足,另外我們的一個機炮連也未及時到達作戰地點。
之后,我團不知兄弟部隊去向,只得向北尋找。找到之后,我們被安排了新的任務。第二天增援康保的敵人機械化部隊和騎兵向北來追擊我們。三團與敵人交上了火,司令部命令我團隨大部隊后撤,后撤中,我的馬失了前蹄,把我摔了下來。我在同志們的幫助下忍著周身劇痛,重跨上馬,向內蒙撤退。
司令部命令三團的一個連緊守一座小山。小山的四周有遠近高低不等的大山,其他部隊就埋伏在四周的大山里。當時正是黃昏,敵人看不清地勢,誤以為小山上就是我們的主力所在,傾全力攻擊這座小山。等敵人主力進入了伏擊圈后,我方部隊一擁而下,向敵人猛撲,最后干起了交手仗,直打得敵人丟盔卸甲,東逃西竄,傷亡100多人,而我方只傷了3人,沒人犧牲。這一仗,大大地鼓舞了士氣。
不久,我被調到多倫縣大灘區,后又調到大二號區任區長兼兩個區武工隊隊長。當時有個土匪頭子叫張殿喜,國民黨封他為團長,堅守平定堡(即現在的沽源縣城)。有一次,他把我們包圍了,用密集的火力緊緊封鎖了我們的駐地,我們沖不出去。他們的機槍,每排子彈都是急促速發。當時我對同志們說:他們機槍這樣打,一會兒就要出毛病。果然,一會兒他們的機槍就不響了。我說:快撤。我下這個命令主要考慮到兩點,一是敵人的機槍壞了,火力網破了口子; 二是敵人久攻不下,必然重新組織力量,再行強攻。此時不撤,一會兒就撤不出去了。于是,我們走小路安全地撤出了包圍圈,此時敵人還不知道,還在進攻。我們撤出包圍后,又很快從外圍回戈一擊,敵人措手不及,被打跑了。由于保衛了群眾的財產,縣里表揚了我們,還獎勵了幾匹好馬。
有一次,張殿喜帶著匪徒到東窩鋪搶掠,我們把他們包圍了。我指揮集中火力打他們的機槍手,擊斃了他的機槍射手中隊長,最后,他們狼狽竄逃了。不久,張殿喜又公開給我下挑戰書,讓我在指定地點與他決戰。我立即回信應戰:定在果果山打三天。我讓人把回信送去,他立即不敢出來了。送信人就說,你們要不敢去打,就得允許我們買幾匹布和染料運回去,不然我回去交待不了。敵人也同意了,送信人順勢買回很多布匹和染料。
張殿喜還經常造謠,不是活捉了孫榮,就是孫榮被打死在多倫縣。解放后,多倫縣縣委書記高介臣告訴我,在察北的敵檔中有三個“土匪頭子”,其中我是一個。
康保解放
1948年,我軍解放了康保縣,我從多倫調回康保,先后擔任二區區委書記,康保縣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縣委副書記、書記等職。看到群眾生活困難,我們先后開展了土地改革,打土匪,搞互助等一系列工作。直到1957年我被派到河北省中學學習文化,1960年被分配到天津大學,工作至今。
時間過得飛快,康保的人民一天比一天康樂幸福,康保的山河一天比一天清秀壯麗。特別是當我收到康保的同志們熱情洋溢的來信時,對這浸透了我們戰士的熱血和汗水的土地,更是情深意長。我想,有機會一定要再踏上曾經生活和戰斗過的這片土地,向鄉親和同志們致以幸福的問候。